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综合体——传统的社会重要性——它是如何在失去必要性后成为有害因素的——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在建立信念之后，再摧毁信念——通过时间的帮助，从无序走向有序。4.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各民族无法挑选最好的制度——相同制度的名称下隐藏着最与众不同的事物——理论上失败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广为流传的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性作用——不同的民族所表现出来的事例。
在学习完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熟悉了它们的感情、思考和论证方式，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检验它们的想法和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建立起来的。
那些决定这些想法和信念的因素有以下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那些能够令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彻底不能再接受其他的信念的因素。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出现以一种力量和结果都令人感到惊异的全新想法，尽管它们的自发性只是一种表象。一些想法在群体里的大爆发和实践，有时看来会显得很突兀。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产生的结果，在它的身后必然能够找到一种持续良久的准备性行动。
直接因素是这样一些因素，在这种漫长、具有准备性的工作的延续当中，它们可以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但是如果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是能够让思想采用一定形式，并且能够让它产生某种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之间打算采取的决定，就是由这些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的决定，还有普通的民众赋予某人颠覆一个政府的力量，都可以归因于直接因素。
在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在交替作用着。我在这里只援引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一，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文学作品、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维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体的思维能够轻而易举地被类似演说家的演讲，以及宫廷对微不足道的改革进行抵抗的直接因素所激怒。
在这些间接因素中间有一些在所有的群体观念和想法中都能找到的普遍特点。它们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制度和教育。
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 种族
种族这一因素必须被放在首位，因为它的重要性要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经对它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次提及它。在前一部著作中，我们说明了到底什么才是历史的种族，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作为遗传定律的结果，它会拥有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用一句话说就是，所有包含在它的文明中的元素，只不过是它的特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曾经指出过，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个民族时，不曾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时代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或许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它同种族的暗示因素大相径庭的话，换言之，倘若它同一个种族代代相传的因素相违背的话，那么它只能是短暂的。
我们在本书随后的章节里，还会偶尔谈及一下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力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的气质特点。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群体之间的信仰和行为是非常不同的，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 传统
传统代表着观念、需求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的综合体作用下的产物，并且对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自从胚胎学揭露了过去的时间能够对生命体的进化产生巨大影响之后，生物科学就开始发生变化；当这一理论变得更加普遍的时候，历史科学也会经历这种变化。但是，现在这种观念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好多政治家的思想还不如上个世纪的理论学家的思想进步，他们认为一个社会能够同过去彻底断绝关系，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曙光所照射的唯一小路进发。
民族是由历史创造出来的一个有机体，就像其他的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来调整自己。
传统会指引着人类，当他们组成群体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改变他们的传统，这就像我之前一直在重复的那样，那些不过就是一些称号和外在形式而已。
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况感到遗憾。如果没有传统，无论是一个民族的气质还是文明都不会被创造出来。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就有两个重要的顾虑，一个是建立一种传统的网络，另一个是当它有益的成果失去光芒而变得无比破旧时，人类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了传统，文明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这些传统不被破坏，也不可能出现人类的进步。困难，在稳定和多变的状态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倘若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根深蒂固，不被动摇，不再发生改变，那么它就会变得跟中国一样，无法改进自己。狂暴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产生任何效益的，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么是打碎的锁链再一次被拼接在一起，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完好地展示出来，要么是对破碎的东西不予理睬，衰落很快就会被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所取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理想状态就是保护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慢慢地改变它们。这个理想状态是很难实现的。古罗马和近代的英国是仅存的两个可以将这一切变为现实的国家。
顽固地依附于传统的观念，并且强烈反对改变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在包含有社会等级的群体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尤为明显。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而且指出，最暴力的反叛往往只能带来话语上面的变化。在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摧毁，牧师被驱逐出境，或是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或许会认为，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失去了它全部的力量。然而没过几年，为了顺从人民大众的要求，曾经被废弃的公开礼拜制度又再次被建立了起来。 古老的传统被暂时清除了，但它很快就又焕发了往日的风采。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展现传统对群体思维的威力。最令人敬畏的偶像并不居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殿里那些最残暴的君主，几乎是在一瞬间，他们就会被击垮。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统治着我们的，是那些不可见的主人，它能够安全地规避所有反抗，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3. 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如同对生物学问题一样，它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破坏者。积土成山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的细胞到产生出尊贵的人类，也需要时间。几个世纪的运作足以转变任何惯常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一只蚂蚁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它也可以铲平勃朗克山。倘若有人拥有可以随心所欲改变时间的魔力，那么他就拥有了信徒给予上帝的权力。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考虑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一观点去看，它仍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些重大的要素，比如种族，也依赖于它，缺少它就不能形成。它产生了所有信仰的出生、成长和死亡。他们依靠时间获得了力量，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来说，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准备好的，或是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可以生根发芽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观念可以在某一个时代，而不是其他的时代里实现。是时间把信仰和思想的无尽碎屑积累起来，从而使某个时代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并不是随随便便或是偶然成长起来的，它们都深深根植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正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果想要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研究它们的过去。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也是未来的母亲，但是，它们始终都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该让它不受束缚地施展自己的能力。现在，在面临人民群众颇具威胁性的渴望，以及它所预感到的毁灭和剧变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极端惶恐与不安。想要看到均衡的修复，只得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曾经非常恰当地说过：“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磨炼出来的产物。封建社会的体系以一种无形的、混乱的状态存在了数个世纪，直到建立起它的典章。绝对的君主政体在形成统治的成规之前也会存在数百年。这些令人民满怀期待的时期是极为动乱不安的。”
4. 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可以补救社会的不足，国家的进步是制度与统治得到改善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通过颁布法令来产生效力——我认为这些观点仍旧被普遍接受。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今天的社会理论也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最持续不断的经验并没有撼动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竭尽全力证明它的荒谬，可都是无功而返，然而，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因为法律条文的重作而被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如同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对于各民族的统治，并不会依照他们一时的异想天开，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他们要被统治。建立一个政治体系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同样地，改变它也需要同等的时间。制度没有固有的优点，从它们自身来看，它们既不好也不坏。那些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国家或许会极为有害。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没有彻底改变它的制度的能力。毋庸置疑，在暴力革命的代价之下，它能够改变其名字，但是它们的本质丝毫未被改变。名称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标签，历史学家在研究更深层次的史实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它们。也正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依旧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然而，总是表现出嚣张气焰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统治，却是存在于那些原隶属于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拥有共和体制的宪法。各民族的命运由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所决定。我曾在之前一本书中，通过举出明确的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在制定各种枯燥无味的宪法上浪费时间，就好比小朋友的把戏，是愚昧的修辞学者毫无效果的努力。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职责，我们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产生作用。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计划，就如同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所有拉丁国家的政治家们都应该一心一意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所有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会表现出荒谬和矛盾的混乱状态，然后他将骚动的拉丁人民疯狂般制定出的宪法和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后者只能缓慢地、一点一滴地发生改变，影响它的是直接的必要性，而不是思辨式的论证：
不去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去思考它的方便实用的程度；永远也不要仅仅因为它是异常的事物，就去消除它；除了感受到不满，否则永不发生变革；除了能消除这种不满，否则永不进行革新；除了为特别的事例提供的必要条款之外，永远不制定涉及面更宽泛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时期到维多利亚时期，一直引导着我们250届议会，令它谨慎从容。
倘若打算说明各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各个种族的需要，完全没有必要猛烈地改变它，而要对它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就中央集权制的优势和劣势而言，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哲学上。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国家用了一千年的时间努力维护这种中央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标是摧毁一切制度的伟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甚至让它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至于那些声称摧毁这种制度的政治家，我们应该对他们那可笑的心智水平感到惋惜。倘若他们在这次的尝试中得以成功，那么他们的成功会很快成为爆发一场可怕的内战 的信号。又会立即带来一个比过去更具备压迫性的全新的中央集权制度。
从之前阐述的观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从制度里寻找深刻影响群体思想的方法。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繁荣，而反观另一些国家，例如那些以西班牙人为主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处于一种可悲的无政府状态中，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制度同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落并无任何关联。群体是由他们的性格所掌控的，那些不是由群体的内在性格塑造而成的制度，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衣服，一种短暂的伪装。毋庸置疑，为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残暴的战争和暴动的革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并且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人们会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善待这些制度，赋予它们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会对群体的思想产生影响，所以它们才会引发这些剧变。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制度并不是采用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本身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体思维的是假象和词语，特别是词语——它们的力量就如同它们的荒诞，接下来，我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
5. 教育
在当今时代占据主要地位的观念中，居于首位的要数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改变，它会用可靠的方法提升他们，甚至能让他们变得平等。这种断言在被不间断地重复，单单这一个事实就完全可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从现在来看，想要打败它，就好比跟从前击败教会一样困难重重。
但是从这一问题来看，就如同从其他的问题上看一样，民主的观念同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分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有道德，也不让他变得更快乐；它既不会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激情，而且有时——这种情况仅仅需要不良因素的诱导就会发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统计学家通过向我们阐述犯罪率会随着教育的普及，至少是某一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的事例来证实这些观点，社会上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大名或许会出现在学校活动奖励的名单上。一位著名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当前受过正规教育的罪犯和没有文化的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增加到了552人，增长了133%。他跟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的犯罪率上升特别快，而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无偿的义务教育体制已经替代了收费制。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任何人也不会维护这样的提议——即使引导正确的教育体制，也不会带来行之有效的实践结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水平，那么它至少能够发展相关的专业技能。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的25年当中，拉丁人民把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非常荒谬的准则之上，虽然有许多颇具盛名的思想家，例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他们仍旧固执己见。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部作品中指出，法国的教育体制把绝大多数受到过这种教育的人转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阵营招募了许许多多的信徒。
这种非常适用于拉丁民族秉性的教育体制，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事实，即它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之上，认为智力是通过认真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采用了这一观点，人们开始竭尽全力地逼迫自己学习许多手册上面的知识。从上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除了用心牢记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他的判断力或个人的主动性从来都没有实践过。就他而言，受教育只不过是死记硬背和绝对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曾经写道：“学习课程，要用心将一种语法或是一篇纲要熟记于心，并且能够完好地重复和模仿出来——这是教育最荒唐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绝不会犯下错误，这种教育只能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轻视自我，致使我们变得无能。”
倘若这种教育仅仅是没有价值，那么人们还可以对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没有在上小学时进行必要的学习，却被灌输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是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展现出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危险性，它会让那些服从于这一体制的人们强烈地厌恶自身的生活状态，产生想要逃走的强烈欲望。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中产阶级中卑微的社会成员，除了从事国家公务员之类的工作以外，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法国的学校并不是让他们为了生活做好准备，而仅仅是让他们为从事社会公职做好准备。人们可以不用采取必不可少的自我引导，或是展现出个人主动性，就能够在这一事业上获得成功。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这种制度创造了一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随时准备站起来反抗的无产阶级大军。在最高层，它创造一支轻浮的中产阶级大军，他们既持怀疑态度，又容易轻信别人，对国家持有迷信般的信任，把它看作天意，却又不忘记时刻向它展现出敌对的姿态，总是把自身的错误嫁祸在政府身上，离开了权威的干涉，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取得任何成就。
国家通过教科书的力量创造出了这么多有学历的人，但是能够加以利用的却只有一小部分，只得让其他的人无事可做。因此，它不得已只好供给先来的人，而随后来的全都成了它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一直到底层，从最卑微的工作职员到专业的学者，再到警察局长，数不胜数的夸耀学历的人会围攻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然而，一个商人却很难找到一位能够替代他管理殖民地生意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却在报考最卑微的公职岗位。仅在塞纳一地，就有两万名男女教师找不到工作，这些教师看不上田地或工厂，他们会选择投奔公职工作来维持生计。公职人员的竞选人数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对这一情况感到不满的肯定大有人在。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动革命的准备，无论他们的领袖是谁，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可以说，获得一些无法进行实际运用的知识，是驱使人们进行反叛的不可多得的妙计。
很明显，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类至高无上的教师，会尽力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才具有足够的力量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令人厌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取而代之的是勤勉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重新回到田野或工厂，回到他们现在不惜一切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现今，所有受教育的人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的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如今，这种教育在那些通过意志的力量、主动性和事业精神统治世界的国家当中，仍旧保持着充足的活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巨著——接下来我还会援引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中清楚地阐述了，我们以前的教育制度同现在的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基本相同。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或许人们在紧要的关头会认为，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体系所有的缺点，尽管它除了创造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条件的人之外，毫无功绩可言，可是向人们传授大量肤浅的知识，在不出现任何错误的情况下重复背诵教科书，毕竟能提升人们的智力。可是，它真的能提高这种水平吗？完全没有可能！拥有评判、经验、主动性和个性是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品质并不是课本所能给予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是，把它长时间放在人们的头脑里却完全没有用处。
怎样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超越古典教育范畴的水平呢？泰纳先生完美地展示过这一方法。他说：
观念只能在自然且正常的环境中形成。提升观念，需要年轻人每天在工厂、矿区、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众多的感官印象；他需要让木头、材料和操作处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需要同消费者、工人和劳动者待在一起，无论他们的工作出色还是糟糕，也不管他们是赔钱还是获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当中获得的种种细节，得到一些无足轻重的感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这些细节，静静地推敲，在心中成形，并且迟早会对他产生一些暗示，提醒他们开始构想新的组合、简化、经济、提升或发明。法国的年轻人刚好在最能产生科学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弥足珍贵的接触、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禁闭在学校里，断绝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所以，他对于人和事，以及各种处理它们的方法，都没有一种强烈且精确的概念。
……十人当中至少有九个人荒废了他们的时间和努力，这是他们人生当中重要，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几年。首先，在这些人当中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学习测验而展露自己——我所提及的是那些被拒绝的人。然后是那些成功取得了学位、证书、文凭的人，他们占据了一半或三分之二——我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过度工作的人。在既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张桌子，在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涉及许多学科，非要让他们知晓人类的一切知识——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已经做到精确或是无限接近精确，但是一个月过后，他们便不能再做到这一点。他们无法再通过考试。那些大量的、繁重的习得的知识不断从他的头脑中溜走，又没有新知识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开始减退，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开始枯竭，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但他是一个精力全部耗尽的人。他安定了下来，结了婚，屈从于呆板的生活模式，一旦他确定陷入了这种模式，他就会把自己紧闭在有局限性的职位中，他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工作职责，但最多也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平均收益，收入肯定不能抵消开支。1789年之前的法国就如同英国或者美国，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由此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甚至更好。
随后，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制度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差异。后者并未拥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建立在学习书本知识上，而是建立在实物教学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工厂，而不是在学校里被培养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商所允许他达到的程度。如果他的能力得不到进一步提升，那么他可以成为一名工人或是一名领班，如果他天资聪颖，那么他就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同将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依托他在19或20岁时参加的持续几个小时的考试的做法相比，这样的方式显得更加民主，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在医院、矿区和工厂，在建筑师或者律师的办公室里，年纪轻轻就开始学习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时期，看起来很像是办公室里的法律文秘或是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开始进行实际工作之前，他有接受一般性教育过程的机会，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把他稍后做出来的观察保存在那里面。
而且，一般来说，他完全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获得多种多样的技能，以此逐渐同他平日获得的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并且同学生的能力相适应，发展的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殊工作的需要，这些都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所以在英国或美国，一个年轻人能够很快摆正自己的位置，将自身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到了他25岁的时候——倘若各种材料和部件都齐备的话，时间还会提前——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一名有用的劳动者，他甚至具备了自主开创事业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个发动机。在法国，与之正相反的教育系统正在大行其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
就我们拉丁教育制度和实际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而言，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孩童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倘若从考试、学位、学历和证书的角度来看，坐在学校的长凳上苦心钻研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被延长得过多，而且负担过重。仅从这一点来看，采用的办法也十分糟糕，它是非自然的、与社会相抗衡的制度。实际的实习制度的过度延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做作的训练和机械化的填鸭式教育，负担过重的功课，不考虑之后的时代，不考虑成年人的年龄或是人们的职业，不考虑那个年轻人很快就会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在其中活动、他必须去接受或者学着提前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参与的争斗，不考虑为了能够站稳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且意志坚定。这种必不可少的装备，这种无比重要的学习，这种健全的常识、精神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是无法将这些东西传授给那些年轻的法国学生的。与之恰恰相反，它非但没有让他们获得这种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令他们丧失了这种素质。
因此，自从他步入这个世界，迈进他的活动领域的日子开始算起，他往往只会碰到一系列令人感到痛苦的挫折，这样的结果给他带来的影响让他长时间不能痊愈，有时甚至会丧失生活能力。这种测验是严苛和危险的。这一过程严重影响了思想和道德的均衡状态，并且承担起了不能重新建立均衡的风险。太过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也太过强烈了。
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很确定，我们没有跑题。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萌生，明天就能迸发而出的想法和信念，那么了解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是十分有必要的。教育会给予孩子们一种能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为当前的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令人沮丧。在提升或是恶化群体的思想方面，教育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形成的，那些对事态漠不关心，持中立态度的群体是如何成为激进的、心怀不满的、随时准备屈服于乌托邦分子和雄辩家的所有暗示的大军。现在，正是在课堂上，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课堂，为拉丁人民走向衰落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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